●王 艳

奥地利作家弗朗茨·卡夫卡在二战后的世界文学界声名鹊起，一跃成为大师级的人物。略微对文学感兴趣的人都知道他写的人变甲虫的《变形记》，还有土地测量员K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走进那个近在咫尺的《城堡》。他的作品中没有明确的地点和自然环境的描述，也没有明确的时间或时代的交待，甚至有的小说中的人物都没有具体的名字，只用字母加以代替。读他的作品如同看令人毛骨悚然的阴森恐怖电影，整个人都被封存在阴暗沉闷的死亡气息之中，迷离得不知道过去和未来，只是停留在他用文字筑起的一个迷雾重重的诡异世界。正是这些迥异于以往文学作品的特质使得他被尊称为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鼻祖。法国的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萨特和加缪等都视卡夫卡为师长，人们将他同法国的普鲁斯特和爱尔兰的乔伊斯等文学巨匠并列。

这些耀眼的光环加冕在卡夫卡的头上大概是生前的卡夫卡无法预料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成为二十世纪世界现代主义文坛的领军人物。因为他生前虽然身为作家，但严格意义上讲他只是属于自己的作家，他不像司汤达那样带着几十年后世人一定会理解和接受他的作品的绝对自信离开人间的，卡夫卡是带着绝望离开这个他认为丑恶和冷漠的世界的。他的遗嘱是要求他的好友马克斯·布洛德将他的所有作品付之一炬，只是他的好友没有遵守他的遗愿，而是将他的著作出版了。从卡夫卡的遗愿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绝望。他的一生都是在这样的绝望和恐惧中度过的。他之所以在二战后声名显赫，是因为他在自己忧郁苦闷的环境中吐露的心声正好切合了二战后失落的人们的心境，他描述的极具个人色彩的环境成了二战后弥漫于整个人类家园的氛围。

（一）游走于世界边缘的孤独无助的作家。

卡夫卡的成长环境——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家庭环境，无形之中都造就了他纤弱、胆怯、忧郁的性格，使他不善言语、不善交际，孤独面对自己，用写作倾吐自己的不快。尤其是他的父亲的巨大影响，确切地说是阴影笼罩了他的一生。虽然他一生都在与此作斗争，但他终生都未能解脱。这些是他在二战后功成名就的基石。卡夫卡的第一故乡是捷克的布拉格，他是犹太人，他的母语是“德语”，并且他讲的德语不同于德国人、奥地利人讲的德语，如此错综复杂的身份使天性敏感的卡夫卡产生了身份认同的危机，他处在既属于又不属于的尴尬境地。

在他的心中，他既不是捷克人或德国人，也不是奥地利人，就连他是不是真正的犹太人都值得怀疑。他成了漂泊的弃儿，没有了所属感。因为在欧洲，反犹太主义的暴力事件屡屡发生，尤其是“在中欧和东欧的历史上，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反动的反犹太主义思想及其民族屠杀行动即直接对犹太人的人身伤害达到了极其疯狂的地步”。而在卡夫卡生活的西欧情况要好的多，“1781年～1782年执政的约瑟夫二世发布了对犹太人的宽容令。以此为开端，后来在1848年又发布了对犹太人的解放令，渐渐步入轨道的‘解放’和‘同化’的趋势，促使犹太人为融入西欧市民社会努力奋斗。”所以在西欧这样的环境中，首先作为犹太人，卡夫卡面临着是保持犹太人的本色，还是顺应同化于西欧社会的大趋势的艰难选择，因为即使犹太人顺应同化，在西欧人的眼中，他们也不可能被真正认同，他们仍然是有别于真正欧洲人的犹太人。而与此同时，在东欧犹太人的眼中，西欧犹太人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纯种犹太人，他们已经是被西欧社会同化的异类。

这种选择的尴尬在他的《变形记》中很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值得说明的是卡夫卡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的荒诞想法来源于他父亲对他好友东欧犹太人演员依茨恰克·略维的比喻——像甲虫，“甲虫”一般是对犹太人使用的歧视语，这种场合转变成同化的西欧犹太人对东欧犹太人使用的歧视语了。他父亲的这种看法应该也代表了大多数西欧犹太人对东欧犹太人的态度。同是犹太人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同、思想不同而相互歧视。卡夫卡是很反感他父亲的这种看法的。对这种同化和歧视的担心，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一夜之间由人变成了甲虫后，语言也发生改变，他虽然听得懂家人和其他人的语言，但是家人和其他人已经听不懂他的语言了，他所在公司的秘书说格里高尔的语言简直像畜生的声音。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所用的语言是他生活的大环境中日渐消失的语言，所有人都顺应大环境，说通用语，唯独格里高尔说已经被人忘记的语言。因此与其说是格里高尔异化成甲虫，不如说是因为他周围的亲人被同化，而格里高尔却恪守不变，使得家人和周围的人把他当成了异类。其实真正的异类是他们，而不是格里高尔。正如在一次国情调查时，卡夫卡的父亲申报的家属使用语言是捷克语，这之中有顾虑在布拉格市捷克人的势力不断增长的政治局势的一面，而卡夫卡与父亲不同，自己在申报书上毅然写上了“德国语”。虽然《变形记》有这一层的隐义，但当时的东欧文学批评界对卡夫卡的作品是予以排斥和批判的，说他是西方腐朽文化的代表。这恐怕也与当时东欧犹太人对西欧犹太人的成见有一定关系。从种种的迹象可以看出，敏感的卡夫卡在当时的两边都不讨好的尴尬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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