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玫

词与曲在诗史上前后相邻，二者在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上有着诸多相似点，存在着紧密的承继关系。研究者历来大多只重视元代散曲对宋词，特别是对宋代俚词的接受，但忽视了花间词中的俚俗成份对元散曲创作的影响。而更好地梳理出散曲对包括花间词在内的前代诗歌的接受情况，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散曲的美学风格乃至文学史内部的传承关系都有重要意义。元代散曲对花间词的接受主要表现在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的接受这两个方面。

一

在创作题材方面，花间词共同呈现出对享乐生活的追求和感官刺激的欣羡，从题材意义上讲，写享乐生活，写都市风光，写南国风情，都为中国文学史填补了空白。花间词中最重要的题材要属对于艳情的大量表现，它是人们精神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花间词在这方面的细致挖掘体现出其独特的思想价值。花间词人在追逐享乐与冶情的同时，时代所投下的阴影，个人命运的不济，促使其忧患意识也潜入词体的创作之中。他们承继着晚唐诗歌的感伤传统，于现实的快乐表象之中隐约地感受到盛世不再、岌岌可危的悲哀，甚至在那些极度纵酒狂欢的词作里面，也涂上了浓重的凄凉之情。花间词的多样题材为我们揭示了各具特色的主题类型，表达出人们复杂的内心世界，为后代的词作乃至元曲创作提供了比较完备的题材规范。从对花间词的题材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在选材上有明显的琐细化倾向，对家国社稷一类的“重大题材”采取回避舍弃的态度。花间词人刻意书写的是内心的心绪、两性的缠绵、南国风光和隐逸情怀，具有明显的“小道”传统。尽管花间词中的部份作品有“诗”的题材进入，但大多数花间词的内容基本上不离风花雪月，其题材取向基本为意义不大的日常俗事、戏谑调侃等。元代散曲亦如此，传统诗文常用的“重大题材”，如建安诗歌、盛唐边塞诗中的功名壮志和屈原、杜甫的忧国忧民，在散曲中基本绝迹，更多的是闲情逸致、男欢女爱的咏唱。在隋树森先生的《全元散曲》中，表现爱情、闲情和隐逸情怀的作品占了九成以上，爱情、闲情和隐逸两大题材构成了元曲创作的主体。这表明散曲的文体功能沿着花间词所开创的“小道”途径，继续朝着与经典文学“言志载道”宗旨相反的方向发展。花间词和元代散曲的这种取材倾向与为宋词主流的“士大夫之词”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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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玫，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