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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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夏时《九歌》绝对不是什么丧国败家、放纵淫荡的音乐，而是用于娱神、颂德、劝戒的一种音乐，它的节奏轻松活泼，但又不失庄重典雅，属于国家宫廷宗庙之乐。它是乐、诗、歌、舞，四位一体的复合性艺术形态，屈原所说的“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决不是单纯供演奏的音乐，而《韶》也决不是单纯供伴舞的音乐，诗人在这里分明运用了互文的表现方法——表明《九歌》与《九韶》一样不仅可奏，而且可舞。《吕氏春秋·古乐篇》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逐草木》、四曰《奋五谷》、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又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奚之音……乃击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鼓舞百兽。”[22]p51-53《尚书·尧典》也有“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记载，所谓“鼓舞百兽”或“百兽率舞”，实际上是说人们装扮成各种兽的形状，然后随着音乐的节奏跳舞。由此可见，上古之时所谓的“乐”总是与“舞”相伴而行的，也正因为此，人们从不把上古时的《九韶》、《大夏》、《大濩》、《武》等等单纯称之为“乐”，而是称之为“乐舞”。又由《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云云，及《孟子》所载：“景公悦……召太师曰：‘为我作君臣相悦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忧？’——畜君者，好君也”，可知古时之乐不仅有曲可以演奏，而且还配有相应的词以供歌唱，这唱词便是“诗”，而把这种诗伴随着音乐的节奏表现出来的形式便是“歌”了。这在上古时代实属正常的情形。作为太古之乐的《九歌》，其构成自然也不会例外，它也必然是乐、舞、歌、诗四位一体的。

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夏《九歌》性质的误认，以至于影响了对现存屈原作品《九歌》的正确理解、定性与评价。我们之所以穷本溯源，对夏《九歌》的性质进行探索分析，正本清源，其目的绝不仅仅为夏启其人平反，给夏《九歌》正名，更是为了尽可能的扫尽笼罩在屈原《九歌》之上的层层迷雾，以利于我们正确认识、评价屈原的相关作品。

注释：……

*笔者另有《夏启其人新论》一文（刊发于《文学前沿》2006年第12期），通过对现存有关历史文献的考察、对有关神话故事的剖析以及对《墨子·非乐篇》中五观指斥夏启的有关文字的正读，证明了现行“夏启荒淫不君”之论的谬误。

（陈柏华，江苏省如皋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