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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字还在存活着，汉字在靠“汉字简化”“汉字规范化”妥协地存活着，我们是否还可以通过严格控制汉字常用字的数量使汉字存活着——通过“量的妥协”来支援“质的妥协”呢？我们“国人”的汉字书写危机已经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也不能过分夸大目前对外汉语教学的战果。“我们的”韩国的“汉城”已经为“Seoul”所取代，日本也一直在控制着汉字的使用字数。虽然有学者指出汉字常用字的使用量在历史上一直近似是一个常数（詹鄞鑫），但这是以“封闭性的纯洁的汉字”为前提的，我们的真实的语言生活需求已经不再局限于汉字，所以，严格控制汉字常用字的数量是可能的。我们把这种“数量的控制”紧紧局限于汉字的教与学的领域中。“数量的控制”和“汉字规范化”可以搭配使用，媒体语言、教科书、政策文件、公共交际语言等等都要严格遵守“汉字规范化”，而大众的私人语言生活可以不接受“汉字规范化”的限制，也就是说，我们仅仅把“汉字规范化”作为一种“示范性”去“引导”语言纯洁，这样一来，“语言的纯洁”又与“数量的控制”妥协起来，而这种妥协将可能成为最务实的妥协。我们不再通过“推敲”一个字的“艺术性”而手舞足蹈。随着这“数量的控制”，汉语将来一定会变，以至于“文字的完全变质可以从外部影响活生生的言语的内在本质：使它腐败”，但是谁又能否认这种腐败正是一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呢？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仅仅拥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文化不是显得太“贫困”了吗？汉字完全变质，在几百年内是不可能发生的，汉字的部分变质能否使“汉语”获得新生呢？

3.“在语言学和形而上学中，音位主义无疑是对文字的排除和贬低”，语音在现实语言生活中的价值也远远高于文字，“超方言”的汉字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也显得尴尬惭愧起来。在全国推广普通话是符合经济学、政治学原理的，当然，推广普通话的“成本——效益”分析是复杂的，它涉及交际成本的降低，也涉及到交际的必要性和频率统计，还涉及到“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和“地方认同”的问题。在全国推广普通话的政策还需要继续稳步推进，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字”的问题也将会部分地随着“话”的统一而解决。

4.终将有一天我们会消灭汉字“形”的困扰，我们还会继续渴盼一种不发“音”的“文字”，我们传播信息将通过一种全新的高效的形式，而不再是通过字形和语音这两种物质外壳。现在看来，这有些天方夜谭！但是，只要人类还在“生物进化”着，又有谁能够断言这种“语言”一定不可能出现呢？

任何文字符号都是一段历史的标志，也不存在永世的“不可磨灭的文字”，善待今天就是善待历史，我们可以幻想未来，但是直至今天我们尚不能谈论汉字的性质！我们对自己已经很是吃惊。

（薄守生，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苏州大学文学院）